■本报记者 杨晨
2013年11月16日，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东区八角楼报告厅内座无虚席。台上，一位身着深色夹克的白发老人手持激光笔，时而转头比画指向大屏幕，时而面向观众侃侃而谈。
这位老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地球化学家、地质教育家於崇文。当时的他刚步入鲐背之年，校方特地为其安排了一场学术报告会，主题为“利用复杂性科学研究南岭地区成矿规律”，讲授的内容是成矿系统复杂性研究最新进展。
於崇文的学生、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副教授刘宁强对那天的印象非常深刻：“老先生在台上足足站了3个小时，精气神儿十足，根本看不出已是90岁高龄。”
报告会上，於崇文勉励后辈要尝试走前人未走的路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被他奉为人生格言，“学习思考、锲而不舍、探索创新、攀登不息”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在一条很多人认为复杂且艰难的道路上，他开创了“地质系统、成矿系统复杂性科学”的创新学术领域，并为使地质科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奋斗了一生。
於崇文的一生都在学习和探索，直至2022年因病与世长辞，享年98岁。今年，正值老先生诞辰百年。
长路辗转
於崇文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。1943年，与亲人告别后，19岁的於崇文离开了被敌军侵占的上海，准备前去重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。但因生病体力不支，他行至浙江龙泉时不得不停步休整。而当到达湘南零陵时，考试时间已过，於崇文只好在中国零陵耐火砖厂找了一份耐火黏土成分分析的工作。
厂里有一位名叫靳凤桐的先生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，曾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过。他见於崇文年轻、肯干，便叫上这个小伙子去爬黏土矿的矿洞，勘查资源。尽管每天钻洞、挖土、做检测，手指缝里夹满黑泥，但於崇文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兴趣，这为他日后的选择埋下了伏笔。
不到一年时间，战火逼近零陵，他不得不再次启程，继续前往重庆。所幸他终于考入西南联大，又从重庆辗转至昆明。
求学期间，因战事连连，与家中失去联系的於崇文已身无分文。领救济、睡茅屋的他又不幸染疾休学，身体好点了就去打工赚钱。有了积蓄，他立即返校，并选择进入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。
抗战胜利后，西南联大分成三校，在校学生可自由填报去向，於崇文毫不犹豫地在志愿单上写下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。随后，他又一路奔波，经由香港到上海再转秦皇岛的海运航线，北上圆梦。
毕业后，於崇文潜心教学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在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（中国地质大学前身），他创建了国内首个地球化学专业，主讲结晶学与矿物学课程。
“当时国内很多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从苏联‘取经’，於先生也是一边授课，一边学习，晚上还报班参加俄语培训。”刘宁强回忆说，“没有大纲、没有教材、没有范例，面对‘三无’，於先生干脆自导、自编、自印——自行选定教学内容，自己编写教材，自己刻写钢板、油印。”
整整一年，於崇文经常通宵不眠。他每天印完讲义已是凌晨，收拾完后又得从地质学院所在的端王府夹道出发，前往沙滩地质馆讲课。
打破偏见
前期的求学和教学经历让於崇文对地质学有了不一样的思考。在西南联大求学时，他曾听一位前辈评论道：“地质学是一门不是科学的科学。”
“在那个年代，地质学研究主要是去野外勘察，采标本、察岩性，是描述性的科学。”在刘宁强的印象中，老师并不赞同那位前辈的观点，也一直想要打破关于地质学的“偏见”。
以此为出发点，当其他同仁都在专注野外找矿产资源时，於崇文却思考着如何将自然科学、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理论与地球科学相结合，让地质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。
在对地球化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，於崇文慢慢延伸出其中的数学、物理等方面的问题。刘宁强举例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於崇文撰写出版了《数学地质方法与应用地质与化探工作中的多元分析》一书，将数学中的多元统计引入到地质学中。
统计学经常被应用于社会学和医学中，对于地球化学勘探过程同样适用。“面对一个样点里的大量数据时，我们也需要用统计的办法去归纳、整理和分析，让描绘出的现象有更为严谨的数据支撑。”刘宁强解释说。
除了将多元分析系统全面引入地球化学，於崇文还先后开辟和发展了多个创新的学术领域，例如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，探索“区域地球化学”新学科的诞生；将动力学与成矿作用相结合，开辟“成矿作用动力学”的矿床成因研究新方向；提出“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”的成矿新理论与探索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等。
探究越深入，涉及的学科内容越复杂，所以於崇文一直在学习。在无互联网时代，於崇文唯一获取资料或前沿信息的途径就是去图书馆。
他经常蹬着自行车在学校和图书馆之间来回穿梭。找到了要用的资料，他便一字不漏地抄下来，重点部分用红笔勾画。有了复印机之后就方便了，他将复印内容装订成册，精读批注，供学生们借阅。
晚年的於崇文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，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图书馆看书、借书、印书。刘宁强不放心，便常去帮他找资料，但老先生有时还是坚持自己骑车行动。经学生们多次劝说后，於崇文终于“退了一步”，改成打车去图书馆。
功底深厚
於崇文好学，也善学。
“做事善始善终，只要完成了一个项目或课题，他都会将过程中的成果和认识进行归纳、总结，甚至结集成专著。”刘宁强记得，老先生去世前夕还在坚持写作，回顾过往并提出新问题。
他教授的学习方法，至今都让刘宁强受益。2004年，刘宁强被保送为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硕士研究生，并拜在於崇文门下。虽学籍在武汉，但后续的学习研究仍在北京。
研究生毕业后，为了能跟在於崇文身边继续搞研究，刘宁强考取了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的博士生。复习过程中，当刘宁强正在为如何快速“吃透”一本专业书而苦恼时，於崇文翻开一本书摆在刘宁强的面前。
“好好看目录。”於崇文说，这本书讲了哪些、有什么重点，分析目录便可知晓。刘宁强瞬间豁然开朗，迅速厘清内容逻辑。现在，刘宁强给学生上课时也沿用这样的思路——搭建框架，从面到点，知晓每一个知识点，也清楚点与点的联系。
刘宁强认为於崇文先生之所以在地质学研究中“站得高、看得远”，正是基于其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学习能力。“不仅如此，他的功底还很厚。”於崇文底子厚，得益于儿时受过的教育。虽然成长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，但於崇文是幸运的。高中阶段，他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学。该校以数理化学习为重点，采用的教材大多是当时西方国家通用的教科书，包括几何、化学、代数等课程。
在各种思潮、文艺交锋的历史氛围下，他的视界亦被拓宽，不仅阅读鲁迅、巴金的杂文和新月派的新诗，也涉猎西方国家及苏联的文学和哲学。“於老师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。他读书时，英语是外教教的。”刘宁强说。
事必躬亲
对待教学和科研，於崇文从不含糊。“只要他还跑得动，任何事都亲力亲为。”刘宁强回忆，已至古稀之年的於崇文还常亲自带团队做项目，跑野外下矿井。
一次他跟着於崇文到赣南地区考察钨矿产地，钨矿矿洞里巷道很窄，老先生个头儿又高，所以只得使劲弯下腰。他一直默默跟着队伍，慢慢在洞里移步。
於崇文十分重视实地考察。刘宁强记得，为了做好野外工作，於崇文还特地设计了考察用表，方便现场记录。“里面对应有地点、时间、采样点、岩性等信息，一目了然，很细致，也很有条理。”
对野外采回的标本样品，於崇文都会亲自整理，从碎样、光谱摄像、显影、读谱直到取得定量数据，每一步都尽心完成。
“我觉得老师之所以选择地质学，然后又努力让地质学走上精确科学之路，跟他严谨型的性格分不开。”刘宁强说。
性格的塑造和於崇文所受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上小学时，劳动课上，老师教他动手做花篮、蜡模的同时，也告诉他自力更生的乐趣；习字课上，书法老师更为严格，只要发现於崇文的书法作业上有写得不到位的地方，就会专门圈出来，并以打一下手板作为惩罚。
在家中，於崇文的父亲同样重视教育。8岁时，於崇文去收割芝麻，途中因搬运芝麻秆时没有上心，导致不少芝麻撒落，遭到了父亲的批评。在童年的“酸甜苦辣”里，他逐渐养成凡事用心的习惯。
於崇文的严谨和认真，让他在学术上更为纯粹。刘宁强记忆中的於老，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就对人颐指气使，只要接了研究项目，就带着大家一起干，绝不随便丢给学生。“而且他为人正直，学生只要参与了研究，相关文章或专著的作者一栏里，肯定会体现。如果没有，不管什么特殊情况或‘人情’，他都不允许挂名。”
这一品性的习得，同样要归功于於崇文幼时师长春风化雨般的教诲。小学期间，老师会亲笔题字赠予学生。书写的细腻与流转中，饱含殷殷期盼。有一年，於崇文得到的赠言是“洁身自好”。
他这一生，都未敢忘怀。
链接：科学网—於崇文：上下求索，何惧路漫漫 (sciencenet.cn)
（原载《中国科学报》2024年3月13日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