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编者按】
在互联网里长大的“00后”，说起长征，大多能背出教科书上的时间、地点、事件、结果和意义。
这是历史的框架，但不是全部。
90多年前，20多万红军将士在枪林弹雨中踏上漫漫征途，他们中的大多数，没能走到终点。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年轻人，很多比今天坐在教室里的青年学子还要小。
只有走进历史的细节与温度，人物身上的精神力量才会呼啸而来。
2026年6月起，长江日报联合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起“重逢·青年学子重走长征路”寻访活动，近200名年轻大学生奔赴长征路，追寻烈士足迹，用青春的脚步，去与90多年前同样年轻的他们重逢。
“重逢”系列是全新的，它让我们看到“年轻人眼里的长征一代”。有人在一张年轻的旧照片前久久伫立，因为对方比自己还小；有人蹲在一座沉默的无名墓碑前，第一次掂出“牺牲”两个字的重量；有人爬上夹金山，为当年衣衫单薄的战士红了眼眶；有人走进吴起镇，为胜利会师的前夜久久感叹……一路上，学子们看到的不是“长征精神”四个字，而是与他们同龄甚至更年轻的人，在艰难和迷茫中，从未熄灭的信仰，从未停下的脚步。
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今天不必翻雪山、过草地，但是征程中的年轻人同样有“看不清”“扛不住”“要不要算了”的时候。能否以崇高信仰、必胜信念、坚强意志走下去，红军当年答过的题，今天依然要用行动作答。
走下去，他们就还在；走下去，就是历史中最好的重逢。
■ 十七棵松树前，我理解了信仰的重量
赵伟峰［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］
那是一个寻常的下午，我来到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下辖的华屋村，映入眼帘的是十七棵沿着山坡排开的松树，每一棵都挂着一个写着名字的小木牌。华质彬、华钦梁、华钦材、华崇宜……17个名字，17个再也没有回来的人。
讲解员说，20世纪30年代，华屋村只有43户人家。扩红的时候，村里把仅有的17名青年送进了红军队伍。1934年长征出发前，他们相约来到后山，每人种下一棵松树。17个人里，最年长的39岁，最小的只有15岁。他们约定：等革命胜利了一起回来看看。如果谁回不来了，活着的人要替牺牲的兄弟照顾好父母，照看好这些松树。
松树还活着，17个人没有一个回来。
我在那棵写有华崇宜的松树前站了很久。华崇宜当年只有15岁，放在今天，不过是名中学生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，这十七棵松树之所以被称为“信念树”，不是因为种树的人坚信自己能活着回来，而是因为他们坚信——即便自己回不来，他们所相信的那个未来也一定会来，相信这条路走得通，相信后人会替自己看到胜利的那一天。
长征的胜利，从来不只是以活着回来的人衡量的。那些倒在路上的红军将士，共同构成了这场伟大远征的精神底色。
在华屋村，每年清明，村民们到后山松树林祭拜；新人结婚，要到后山祭奠英烈；开学第一课，村小组织师生到松树林上课；入队、入团、入党，都要在“信念树”下宣誓。这些松树早已不是普通的树，它们是村庄的祠堂、是族谱、是活着的纪念碑。
“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，就永远不会熄灭。”华屋村的十七棵松树，就是那团火还在燃烧的证据。我们这一代要做的，不是把这团火供起来，而是接过它，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走。
■ 《十送红军》唱出于都河畔的深情
王萱［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］
“一送里格红军，介支个下了山。”
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长征第一渡的渡口旁，我们和当地老人一同唱起了这首《十送红军》。悠长朴素的歌声飘向贡江，瞬间把我拉回到92年前那个充满不舍与坚守的深秋。
1934年的深秋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红色苏区陷入危局。8.6万名中央红军将士陆续集结于都河畔，即将开启一场艰苦卓绝的远征。沿河村庄家家户户把家中的门板、床板、房梁拆卸下来，扛向河岸；800多条渔船从各处河面汇集过来，有的用作浮桥基座，有的承担摆渡任务。
年过七旬的曾大爷，抬出了给自己准备的寿材木板。红军战士再三推辞，老人却恳切地说道：“红军战士连性命都可以奉献出来，我几块棺木又算得了什么。”这是危难时刻的家国大义，更有百姓对这支革命队伍最朴素的认同。
我又想起那首《十送红军》。歌谣里藏着送别的泪水，藏着百姓的奉献，藏着战士的决绝。军队扎根人民，人民托举革命。“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，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，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”，这句流传于苏区的话，字字都是滚烫的血肉真情。
于都河畔的历史，让我对“人民”二字有了更具体的理解。一切为了人民，一切依靠人民。老百姓为什么对红军依依不舍、对苏维埃政府赞赏有加？因为这是人民的军队、是人民的政府，它让人民拥有了土地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。红军为什么能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？因为一路上有人民的托举，老百姓自发为红军搜集情报、运送粮食。所谓军民鱼水情，其实就是双方愿意为彼此付出的深厚情感。
走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，夕阳铺满河面。当年，百姓拆下门板，为红军架起出征的浮桥；如今，现代化大桥横跨两岸，车流往来烟火兴旺。今昔对照，让我更加懂得和平的可贵。
“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，革命成功（介支个）早归乡。”怀揣着感动，我们要将长征故事一代代地传下去。
■ 没有一场胜利赢得理所当然
金可悦［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］
去贵州省遵义市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对遵义会议已经足够熟悉。“生死攸关的转折点”“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”……现在回想，那时的我，把历史想得太简单了。历史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，现在看来正确无比的道路，放在当时都是充满未知的艰难探索。
刚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时，我并没有多么激动。直到走到娄山关大捷展厅时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停了下来。枪炮声和呐喊声在展厅里响起，旁边的沙盘上，娄山关的地形和兵力部署被清楚地标示出来。过去在书本上看到“娄山关大捷”时，我下意识以为赢得很轻易，从未想过胜利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。
遵义会议已经召开，可转机并没有立刻出现，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反而出师不利。紧接着的娄山关战役，也没有因为后来进入史书而变得如履平地。遵义会议开完了，困难并没有变少，未来仍旧充满凶险，要走的路还很漫长。
我这才意识到，拿着结果看历史，一切就会太过理所当然。遵义会议、四渡赤水，在事情发生前，没有人能准确预估结果，也正因如此，才体现出谋略之深邃、执行之果敢，才担得上“神来一笔”的评价。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以前读到这里，我认为它尽显战斗胜利后意气风发的豪迈。了解到战斗的残酷，我才读懂其中蕴藏着怎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久经考场洗礼的我们，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存在标准答案的世界里，却忘记了红军前辈们选择的，是一条史无前例的革命探索之路。这才是“转折”两个字真正难的地方：在没有现成答案、看不到确定结果时，能不能、敢不敢从实际出发作出判断，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选择。
历史没有理所当然。我们自己的道路，同样没有标准答案。
■ 一盏马灯，照见长征中的普通群众
郭义暄［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］
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泽根村不大，家家户户门口挂着五星红旗。院子里坐着的一位老人指了指楼后的山坡，说马登洪的家就在上面。马登洪这个名字，我第一次见到是在纪念馆里。说明牌很简短：红军向导，当地群众，人称“马灯红”。
马登洪是泽根村的藏族青年，家里穷，从小给土司放牛，夹金山的每道沟、每面坡他都熟。1935年红军刚来的时候，村里人都躲到山上去了。马登洪没躲，他看见红军不抢东西、不进老百姓家，就站了出来，说“我给你们带路”。
6月的夹金山，山下热得穿单衣，山顶的雪却没到膝盖。马登洪提着自家那盏马灯走在最前头，路窄的地方，他就让战士们拉着前面人的衣角，一个跟一个。风大的时候，他把马灯揣在怀里挡风，只露出一点光。战士们就跟着那点光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
第二天，我动身前往夹金山，到了垭口，寒风仍裹挟着刺骨的冷意，空气稀薄，走几步便要停下来喘气。
90多年前，战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过去的。他们穿草鞋、着单衣，雪盲了，就互相拉着走；冻僵了，就搓一搓接着走。有人坐下歇口气，就再也没站起来。
翻越夹金山后，我来到达维会师桥。90多年前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此会师。从带路翻山到目睹会师，马登洪一定不会想到，自己就这样见证历史、参与历史。我忽然觉得，长征不只是红军的故事，也是沿途群众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历史。
我对长征精神也有了更具体的理解。它不仅体现在战士们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中，也体现在普通群众的一次次援手与不同民族间建立起的信任里。我这才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说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。
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马登洪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在村里讲红军的故事，孙子当上了纪念馆的讲解员，曾孙这一辈成了“红领巾讲解员”。一家三代人，守着这座山，守着这些故事。
听着这些讲述，我再次看向玻璃柜里的马灯，它已不能再像当年那样为风雪中的队伍照亮前路。但我想，只要还有人来看、还有人来听，那盏马灯就不会灭。
策划：鲁珊 丁凡 姜修翔
统筹：刘帅 刘家欣
链接：长江日报-重逢
（原载《长江日报》2026年10月22日）
